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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稿123

时间:2020-11-20 08:34 来源: 作者:鹿城新闻

  停工停产,订单取消,货物堆积。2020年春天,因为一场疫情,大多数中小企业被打乱了经营节奏。

  传统经销渠道受阻,数字化转型成了救命稻草。出口转内销,直播带货,与网络品牌合作,半年时间,许多制造工厂的厂长经历了过去十年都没有的变化。

临近“双11”,河北沧州市肃宁县一名主播在直播平台上推介服装。新华社发(苑立伟 摄)

  广州龚氏皮具有限公司的11月在9月就开始了。从那时起,公司总经理龚建文和200多名员工主要的工作任务只有一项:给多个淘品牌的“双11”备货。

 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,龚建文的企业都像是从彼得·海斯勒所写的《寻路中国》中走出来的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工厂:公司用创始人的姓氏命名,总经理本人说一口标准的粤式普通话,经营范围一栏写着“高档皮具”,多年以来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都是商超柜台。

  直到2020年,这家工厂才第一次与网络品牌扯上关系。首次合作,龚建文就几乎压上了全厂的身家性命:为了初冬时这个购物节,他准备了4万多个皮包。

 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节奏,中国制造产业同样受到影响。这其中,像龚建文一样,主要从事生活消费品制造的中小企业主受到的冲击尤其大。

  外贸订单泡汤,原有实体销售渠道受阻。为了让厂子活下去,让工人吃上饭,这群被称为“中国厂长”的人,在短时间内走上了过去数年都未下定决心转向的数字化生存之路,并在初冬这场购物狂欢中获得重生。

  “简直是寂静”

  今年元旦的时候,林彦汝至少定下了两个明确的年度计划:提升业绩后给手下的员工涨工资,带家人出国度假。到了3月,她心中只剩下一个愿望:希望厂子能撑下去。

  林彦汝是湖北汉川洋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合伙人。这家位于湖北省汉川市高新科技开发区内的公司主要从事儿童推车、婴儿伞车、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受“全面二孩”等利好因素影响,到2019年底,工厂已发展到拥有6条生产线。每年,除了有60多万辆儿童推车从车间发往全国,还有产品出口到东南亚、欧洲,产生2000万美元左右的外贸值。

  疫情暴发,一切都按下了暂停键。“湖北形势严峻时,我们交不出原来订单的货物;等到疫情全球蔓延,海外市场近乎停摆,又没有了新订单。”

  货物满仓积压,此前发出的货物难以回款,诸多中小制造业企业主都生活在“资金链即将断裂”的恐慌中。

  2月初,全国中小企业协会曾发布报告,近9成企业资金撑不到三个月。一季度,全国GDP同比下降6.8%。直到6月,全国复工复产才达到正常水平。

  “在那期间,我常在夜里惊醒,醒了睡不着,就坐在黑暗中流泪。”自2014年来到浙江省潮州市织里镇,90后创业者范丽珍从没见过这个“童装之都”像今年春天那样安静过。缝纫机踩踏声,打包时的塑料摩擦声,货运车辆的汽笛声,通通消失,“简直是寂静”。

  虽然地处“包邮区”,织里镇仍然有许多传统纺织工厂——产品要么装进集装箱出口,要么由经销商批发再零售。范丽珍的丈夫陈超曾有电商运营的工作经历,即便如此,到了织里镇后,夫妻俩的网店也没有投入太多精力来打理,“如果不是因为疫情,面对已有的订单数,人们很难有动力去摸索数字化经营的门道”。

  在民营企业发达程度与浙江不相上下的广东省,多年延续的低调务实理念,让粤商对新兴的云计算、大数据等数字化服务一直抱着谨慎围观的态度。

  “在家具城的门店里摆个茶台,各地经销商上门看货、下单、打款、发货,这一套流程让我觉得安心。”方林敏在广东佛山经营着一家家具制造企业,他开玩笑说自己是个“坐商”。崇尚眼见、手摸为实,方林敏和不少同行对来势汹汹的网上店铺多少有些敌意。

  “网络品牌?我不做那个。”第一次被朋友劝说与淘品牌合作,龚建文皱起了眉头。“看图片精致无比,实物却连走线都不齐”,曾经有过的不好的网购体验让他觉得,网络品牌多数还是“廉价货”。

  可新冠肺炎病毒逼得方林敏和龚建文必须想办法化敌为友——按防疫要求,家具城、各大商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闭门谢客,此前南来北往的批发商、经销商一夜之间都没了踪影。

  厂子怎么办,员工怎么办

  黄兴钱从没用“厂长”称呼过自己,“让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和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下岗潮。”在织里镇专门生产了6年棒球服,他给自己安上了一个更潮的称谓:供应链管理者。

  和范丽珍不同,以给网络品牌代工起家的黄兴钱从专营棒球服饰起,就全走电商销售的路子。

  几年下来,流量有了,订单也多了,光凭自己工厂里的200多名工人根本忙不过来。于是,曾经的代工者成了被代工的对象——20多家合作供应商、超过2000多名工人为黄兴钱贴牌生产。

  称谓和销售渠道都可以更替,但当困难突如其来时,黄兴钱的第一个念头,和年代剧里一个旧时“厂长”想到的没什么差别:厂子怎么办,员工怎么办。

  视厂为家,或许是全国3000多万名中小企业主最普遍的共同点。一个工厂,除了关乎利益与生计,往往还杂糅着亲情、友谊、道义。

  黄兴钱的管理层里有不少是湖北人,一直到4月中旬后才陆续返岗。3月以前,他的工厂完全处于停产状态,但多项成本并没有减少。尽管如此,黄兴钱还是咬牙决定停工不停薪,这相当于每月又多出百万元的开支。“看起来是让员工安心,其实也是让我自己安心。队伍在,就有生存的希望。”

  在湖北汉川,度过了最初的慌乱,连厂区都进不去的林彦汝同样意识到这一点。销售人员线上了解客户需求,研发人员居家设计新产品——在货物积压的前提下,林彦汝的指令显得有些不合时宜,“员工有事做,就说明厂子还在。更何况改进产品本就是一种复工复产。”

  洋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自创立之时就着手建立了线上销售体系,林彦汝还兼任电商部负责人,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前,电商只算是公司的辅助销售渠道。居家办公期间,林彦汝当起了客服,一个一个与客户沟通并征求意见。产品年年都更新,但林彦汝却从没有如此直接地面对过客户的需求,“就连车轮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别住,都有人告诉我。”

  无论状况有多差,心里有多恐惧,一厂之主都要做第一个站出来的人,也要做最后一个撒手的人。这一点,在浙江诸暨开袜子工厂的钟耀栋十分清楚。

  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“袜子”,发货地十有八九是诸暨,但那只是这个有“袜都”之称的县级市产出的很小一部分袜子。2月中下旬起,当地4000多家袜业工厂陆续通过电商直播复工,“这是我们当时能抓住的最大的救命稻草”,钟耀栋说。

  第一场直播,董事长钟耀栋亲自上场,场地设在自家工厂的打样设计中心。直播前夜,经商多年的钟耀栋失眠了,“如果不是形势所逼,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走到手机支架的正前方”。

  钟耀栋最终抛弃了事先准备的台本,直接拿起厂里的袜子,“这是一双不会破的袜子”,随后把一整个菠萝塞进了袜子中。

  两个半小时直播结束后,“菠萝袜”成了那段时间诸暨最火的产品。

  一起被带火的,还有从幕后走到台前的钟耀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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